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是一場由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對抗香港政府的暴動[2]。六七暴動從1967年5月6日開始，至同年12月基本結束，其由最初的工人运动、演變成後來的赤色恐怖主義及炸彈襲擊平民等行動。 在事件中，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候命，並多次與左派示威者冲突，作出驅散、鎮壓及拘捕行動。期間有1936人被檢控，832人受傷（212名警務人員在內），51人死亡（5名警察在事件中死亡；5名香港边境警察和1名来自中華人民共和国的共產黨民兵在边境冲突中死亡；左派示威者约20多人死亡；7名市民遭炸死[註 1]；電台主持林彬被燒死）[3]，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 其时正值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英国驻华代办处亦被红卫兵捣毁，英国驻沪处理侨务专员办事处一同受到冲击并被关闭。1967年8月20日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兒童被炸彈炸死[4]，及後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林彬在節目中譴責左派的暴行，之後遭到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發出死亡恐嚇[5]，8月24日林彬與堂弟前往商業電台途中被埋伏及縱火燒死。著名小说家金庸被左派分子追杀，因此不得不放下《明报》业务，带同家人到新加坡暂避，才幸免于难。這些恐嚇和恐襲均被認為是該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6][7]。 背景[编辑]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會及工聯會等组织[8]。 1950年代，隨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逃难南下来到香港活动[9]，大量中国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动，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香港政府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兩派」均有不少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名義遞解出境。 196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不断有难民逃难来到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短时间内急速上升，要在短时间内为这些急速膨胀的人口解决经济问题，并不容易，于是在这几年间不少市民经济上遭受挫折，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港英高層和香港基層市民缺乏溝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騷動，惟當時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報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亂。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發動連串騷亂及罷工，澳葡政府在1967年1月屈服並答應澳門左派提出的各項要求，不但要謝罪道歉，還要同意禁止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活動，青天白日旗亦不得在澳門繼續懸掛，左派自此支配澳門的政局。澳門左派大獲全勝後，香港左派分子紛紛到澳門祝賀，並且學習其鬥爭經驗，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受到鼓舞，要在香港發動類似騷亂[10]，並得到在北京的中共政權支持及積極配合，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又被紅衞兵奪權及批鬥，香港左派遂決定策動比澳門左派更激烈的鬥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左派的鬥爭成果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左派陣營開始積極尋找挑起騷亂的機會[11]。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编辑]受澳門左派「一二·三事件」成功所影響，香港左派亦於1967年初藉勞資糾紛，製造多場「政治工潮」，企圖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12]。 南豐紗廠工潮[编辑]南豐紗廠是當時全港最大型紗廠之一。1967年2月14日，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南豐總幹事黃劍雄等多人在廠內圍毆「左派」工人陳佛振、葉炳昌。廠方報警處理，後來更開除這兩名工人，左派工會迅即將這宗打架事件政治化。3月16日，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選出十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並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胸前佩戴毛澤東頭章，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與資方交涉，要求廠長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分子」黃劍雄。這次工潮中，資方和警察都採用冷處理的手法，使事件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13]。 港九的士風潮[编辑]1967年4月，多間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機發動怠工，威脅公司恢復聘用全數被開除的左派工人。其中港島「中央的士」及「上海的士」兩間受左派司機怠工影響，宣佈結業，並將車輛售予沒有怠工的非左派司機[14]。在4月19日《工商日報》及《新生晚報》記者於灣仔景隆街中央的士車廠門外採訪時，一度遭左派人士包圍、恫嚇及強搶菲林[15]。事後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對兩名記者遭受恫嚇一事，表示至感遺憾，期間多份左派報章對香港報業公會之聲明表示抗議[16]。 另外，九龍中央的士亦受左派工人怠工影響，左派要求資方復用一名於1月被解僱的左派司機，後勞資雙方代表在勞工處調解下，資方同意復用該名司機，並要求遵守五項協議，包括準時上班等基本要求[17]。惟該名司機自4月27日復工不到一星期，於5月1日單方面向資方推翻協議，資方在別無選擇之下，宣佈於5月5日結業及賣車。 青洲英泥工潮[编辑]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泥廠早在1967年2月已發生了工潮，事因青洲英泥廠取消原有的工人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發起罷工，直至一個月後與公司達成協議，方才復工。 但到4月29日，一名澳洲籍工程師駕車返廠，一輛檢修的貨車沒有讓路給他，此工程師竟駕駛田螺車朝貨車駛去，修車工人立即駕駛貨車離開。工程師滿腔怒火衝前，意欲毆打修車工人，被附近工人喝止，工程師立即躲進寫字樓逃避，廠方致電召喚警員到廠。約100名工人遂封鎖廠區，進行怠工，要求資方正視問題，下午2時，另一名澳洲籍管工駕駛一輛汽車衝向圍廠工人，離廠絶塵而去。有人向廠內貨車擲石，打破擋風玻璃。工人立即向廠方提出抗議，廠方再度召警到場，事態沒有進一步惡化。 隨着怠工持續，廠方要求工人到港島總部與管理層商談，工人則以事情發生在工廠為由，要求總經理到廠商談。數日後英泥廠藉口業務競爭激烈，於5月4日宣佈關廠，遣散工人。在此情況下，工人只好派員到港島與管理層談判，工廠亦於6月宣佈即將復工，並願意聘用曾經怠工的工人。在這宗工潮中，左派工會派人到場支援，8名左派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毛主席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到場慰問工人，並在現場進行表演。[18] 暴動經過[编辑]人造花廠工潮[编辑]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極為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发放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19]:26-38[20]。 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级，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17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梁乃發、林貴容）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因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被捕[19]。事件中共有21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會、非法毆打及恐嚇孔標罪名。 該21人於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提堂，其中一人（鄭馬運）於庭上認罪，判罰港幣100元，其餘20人（彭輝、鄧洪、梁乃發、曾儉、賴漢林、鄒松勝、黃業都、王庚寧、蕭劍輝、羅振宏、林貴容、鍾玉芳、古玉琴、麥明、游火運、張金亮、李勝、歐陽進強、馮金水、吳炳明）否認控罪。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訴事件是警方「有计划、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理事長楊光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21]，而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19]。其後，親北京的報刊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為名，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新蒲崗騷亂[编辑]1967年5月12日，九龍巴士3號線的一輛雙層巴士（AD4871）在東頭村道停泊期間被左派暴徒縱火焚毀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領導層認為應趁機將這次工潮升級為反政府騷亂，於是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膠料花廠慰問參加罷工的工人，煽動工人到新蒲崗的街道聚集，有左派工會人員混入工人人群之中襲擊警察，引發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22]。5月12日，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佈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當日新蒲崗的騷亂仍然持續及有擴大傾向[23]，有暴徒推翻汽車及縱火燒巴士，警方於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佈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同日，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徒，警方與暴徒在徙置區爆發衝突，期間在第26座二樓有一名13歲少年陳永祥遭硬物擊中死亡，左派說他在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24]；亦有說法指他是被示威者投擲的石塊擊中引致死亡[19]，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 5月13日，九龍的暴動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暴徒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縱火燒巴士，又闖入政府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及破壞[25]。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員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26]:39-54。 5月16日，南九龍裁判署開審「5.6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非法集會案，及至5月17日續審當日，20名被告未依時到庭受審，被法庭下令通緝。部分被告於「6.23塑膠工會暴動」當日被捕。 5月18日，資方為緩和局勢，位於西環的總廠接受啤機部的罷工工人申請復工。 鬥委會成立及宣傳戰[编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26]。 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態支持暴動及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的舉動對左派組織產生吶喊助威的作用，《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均作廣泛報道，左派組織決定策動更大規模的暴動。16日，多個左派團體在土瓜灣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決定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員有104人，並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會上又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26]，將鬥爭行動升級。同日，在中國政府組織下，北京市有40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但為免北京的遊行群眾失控，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27]。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員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香港政府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28] 鬥委會成立翌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到港督府，要求港督戴麟趾爵士接收「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卻被抗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的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呼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及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29]。 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左派人士聚集示威的主要地點，港府未有立即驅散在港督府聚集的示威者，但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左派的抗議行動於是轉到附近的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左派集會及示威，參加者除左派組織的人士，亦有工人、學生及其他群眾。在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警方曾經播放歐西流行曲蓋過示威者高呼的毛語錄口號。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並進一步惡化，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鎮壓。22日，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在左派組織的領導下，左派示威者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及學校等為據點，進行示威、襲擊警察及破壞公共交通設施的活動，當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便迅速撤往左派組織設立的據點，讓警察疲於奔命，當局最後要在香港島區實施宵禁，這是香港島在二戰後的首次宵禁。23日起，鬥委會發動巴士、電車、天星小輪及煤氣等公用事業的左派工人定時罷工，而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均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 5.22花園道事件[编辑]
6.6太古船塢暴動[编辑]
6.23塑膠工會暴動[编辑]6月23日，警方派員前往廣東道左派塑膠工會會址外拍攝大字報，期間突被一群手持鐵通、玻璃樽及三角銼的男子襲擊，警員自衛期間向施襲者開槍，其中一名施襲者（鄧自強）被當場擊斃，兩名警員在事件中受傷。施襲者後退守膠業工會會所，警方增援攻入會址，期間遇左派頑抗，行動中共拘捕53人，另有多名警員受傷。被捕人士當中，有三人（包括鄒松勝、羅進苟）傷重不治。[30] 罷巿事件經過[编辑]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和九龙仓三个機構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100,000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群众游行[31]。 6月8日，防暴队进入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镇压示威的工人。424个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后在警署拘留期間死亡，十二條肋骨斷裂，事後死因聆訊裁定他死於意外[32]。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中华煤气场，驱散示威工人，逮捕60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难。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据点银都戏院。6月10日，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一万多人加入罢工的队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爵士，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33]。 6月11日接鄰華界的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700艘漁船，共6,000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搜捕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6名工人，事後通緝7人[33]。 6月15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6月18日，中國試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33]。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遗体[31][33]。 6月23日晚，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拘捕70余人，工人鄧自强襲擊兩名探員，期間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34]。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送院治理期間死亡。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0,000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而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往往會遭到左派機構恐嚇，甚至襲擊。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表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33] 6月24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队进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33]。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三名警務人員被捕。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6月29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價格一度上漲。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掛出遇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來源請求]。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声称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遇難工人的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烈士家属在会上指责港英当局不敢公布死因并企图毁尸灭迹阻挠家属领取烈士遗体进行安葬。」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香港政府[31]。 7月2日，罷市停止。 沙頭角槍戰[编辑]沙頭角槍戰當天下午，警察在封鎖哨站崗；軍部直昇機到場低空偵察。 1967年7月8日上午10時，約300名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入侵香港邊境禁區包圍沙頭角警崗，並且向警崗擲石頭及使用漁炮等爆炸品發動攻擊，駐守警崗的香港警察先施放催淚彈及以木彈嘗試驅散入侵的數百名中共民兵，但並未成功[35]。10時30分，當中的約100名民兵開始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等槍械攻擊警崗，香港警察先向天開槍警告，但民兵卻向警崗掃射，雙方因而爆發槍戰[36]。 由於包圍香港警崗的中共民兵遠多於守衛的警察，只配備手槍保衛警崗的5名警察陸續中彈受傷，但警崗繼續遭到密集槍擊，於是請求支援（對象包括駐守在1哩半外的駐港英軍）。在槍林彈雨下救護車輛無法進入現場，各警區於是各派遣一輛由貨車改裝的高馬型裝甲車趕赴現場，但在接近現場時因為遭民兵以機槍射擊，輪胎被子彈射穿，無法繼續前進。駐港英軍接報後派出的裝甲車在抵達現場時，駐守警崗的2名巴基斯坦裔及3名華裔香港警察均已殉職[35]，而12名趕到的警察在嘗試為警崗解圍時亦告受傷[36]；中國方面則有1名民兵死亡、8名民兵受傷[37]，駐港英軍的直升機隨後飛抵現場偵察。這次中共民兵侵入邊境及殺害哨崗警察的事件促使香港政府將保護中港邊境安全的工作轉交駐港英軍執行，由駐軍的踞喀兵接替香港警察在沙頭角駐守[38]，香港政府於同日下午6時宣佈在沙頭角實施宵禁，來往新界上水和沙頭角的九龍巴士20線（即後來的九龍巴士78K線）縮短服務範圍至軍地。同年8月11日，香港政府宣佈香港邊境禁區全面封閉。 街頭炸彈襲擊浪潮[编辑]1967年7月初後，衝突不斷升級，左派工人在鬥委會指挥下在街头多次襲擊警務人員，香港警察开枪還擊，擊斃任職搬运工人的郑浙波、马烈于，麦志华，何枫，余秀文等多名暴徒。[39][20]7月16日，港九油漆总工会会员蔡南，朱日基被警方擊斃后，以斗委会、油漆工会为首，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土制炸彈的製作工場。港府則對左派還擊，首次出動英軍搜查左派工會。之後陸續派軍警搜查各恐怖組織巢穴，使用緊急法例的權力，拘捕及關押部份工人运动领袖，將他們拘押，部分人之後被遞解回中國大陸。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地同時實施宵禁，是暴亂發生兩個多月來的第一次。同日下午五時，大埔鄉事會會所首次發生土製炸彈爆炸[20]。 8月4日，香港政府得到英軍的協助，由英國皇家海軍正於香港停泊的競技神號航空母艦派出軍用直升機，運送警察到位於北角的數個恐怖組織據點，軍警分別從直升機空降到大廈天台及從地面發動突擊，上下夾攻鬥委會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國貨所在的僑冠大廈。皇家海軍的直升機率先直接降落在僑冠大廈的天台，軍警隨即進入大廈內逐家逐戶搜捕左派恐怖份子[40]，主要目標之一是位於A座24樓4號室的學友社。英軍直升機亦曾經嘗試在新都城大廈和明園大廈的天台降落，惟該兩座大廈的天台面積不足以讓直升機直接降落，軍警遂從直升機游繩而下。警隊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及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設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41]。警方在僑冠大廈搜捕恐怖份子的翌日，位於僑冠大廈基座商場的華豐國貨公司卻能照常營業。警方在行動中拘捕有份策動暴亂的漢華中學校長、「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黃建立及數名華豐國貨工人，而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因在3日晚上离开侨冠大廈的恐怖組織據點而躲过被拘捕。 8月9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發出煽動性言論的報社，包括《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8月15日，警察逮捕五名记者，其中2人为新华社记者，另外三人是《文汇报》与《大公报》记者。同日警察逮捕长城电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妇，因他們在5月间曾经参加九龙英资青洲水泥厂外工人罢工的「慰问团」，以及参加港督府抗议示威，涉及当前暴動而被关入扣押中心[需要較佳来源]。 鬥委會於同月將行動升級發動大規模街頭炸彈恐怖襲擊[4]，恐怖份子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炸彈及疑似炸彈[39]，當時在電車、巴士、渡輪碼頭及各港九區街頭，都被發現放有土制炸彈或偽造的炸彈，鬥委會意圖造成社會更大恐慌，使港英政府感受更大壓力[42]。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多名市民無辜死傷，包括在北角清華街有一對年僅八歲及三歲的年幼姐弟被偽裝成禮物的炸彈炸死[4]。當時這些炸彈須由英軍拆彈專家拆除，而在拆彈時曾有炸彈爆炸造成死傷。 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编辑]8月19日中國政府將駐北京路透社記者格雷軟禁，報復香港判新华社记者薛平坐監，后来港督戴麟趾爵士將當時刑期最長的大公報記者黃澤的刑期由1971年2月減到去1969年12月，而當黃澤在12月2日放出之後兩日，北京才放返格雷。 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提议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香港政府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43]。8月22日下午48小时时间到，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衞兵放火燒毀，驻华代办被红卫兵殴打，並强迫其给毛澤東像下跪，被其拒绝[44]。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干预，将我们撤离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45]。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46]。 清華街慘案及林彬被燒死[编辑]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暴行予以批評，譴責左派份子在香港各區街頭周圍放置炸彈[4]。1967年8月20日下午，七歲女童黃綺文與她年僅三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期間被一枚經過偽裝的炸彈炸死[47]，該宗慘案震驚香港社會[4]，其後林彬在商業電台以《欲罷不能》為節目主題，譏諷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動，譴責左派暴徒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48]。親共報紙《大公報》及《文匯報》都沒有報導清華街有兩名兒童被暴徒炸死的消息[49]，卻在新聞版發文揚言要對林彬不利，《文匯報》更在報導中將林彬的名字都以諧音改為「臨殯」[5]。8月24日，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前往商業電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兩名喬裝成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將林彬駕駛的汽車截停，再放火將林彬及其同車的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二人其後分別在8月25日及30日傷重不治死於醫院[50]。林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51]林彬死后其家属被中華民國政府接往台湾，入祀臺灣的中華民國忠烈祠[52]。 林彬被殺後事發當天「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宣布林彬四大罪状：
《大公報》在林彬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53]。 左派暗殺名單及金庸避走新加坡[编辑]《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對於“六七暴动”的态度十分明確，在報章內表明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顛覆港英政府的暴動[54]，親中共組織則將金庸稱為“汉奸”、“走狗”、“卖国贼”及“豺狼镛”等等，不斷進行诅咒及辱骂 ，而在香港的一家主營中國貨品零售的百貨公司於橱窗的顯眼位置，擺放出暴動份子眼中的“十大汉奸”宣傳品，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並且图文并茂。 林彬被杀害后，金庸被親共份子列入六人暗殺名單中的第二位[55]，其他五位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树及简悦强、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等人[56]。金庸一家受到暗杀威胁，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金庸说：“顺便到新加坡巡视业务，那边有张《新明日报》。”而《新明日报》是他先前於1967年3月和斧標驅風油創辦人梁潤之在新加坡聯合創刊的。金庸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57]。金庸離開香港後，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經被捣乱，數百名左派暴徒還兇神惡煞地前往南康大厦，準備對《明报》大肆破壞，警察及时赶到，《明报》才免于一劫。金庸回港後受到香港政府保護至1970年代末。 左派失敗告終[编辑]炸彈襲擊浪潮到1967年10月仍然持續，左派份子在各區放置真假炸彈的行動亦越趨失控，其後連左派學校的校園、左派機構的門口也出現炸彈，炸彈襲擊浪潮波及到左派自身，但暴徒仍然繼續利用左派開辦的學校製造炸彈。11月27日，中華中學有學生在六樓的化學實驗室幫助暴徒製造炸彈時發生意外[58]，該校一名18歲學生在爆炸事件中被炸斷左手，重傷昏迷，警方到場拘捕另外5名男子，並且在校內起出一批炸藥，該學校於翌日被關閉9個月[59]。 同年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振市民的信心及加強社會凝聚力[60]，於10月30日舉辦為期七天的「香港週」，並且宣布每年一度的工展會不會因左派的暴力威脅而停辦，會如期在12月初舉行第二十五屆「銀禧工展會」，而且展覽及文娛活動的規模比以往更盛大[61]。此舉被認為是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左派暴徒則恐嚇會發動更多炸彈襲擊，而市民對於左派及在背後支持暴動的中共產生的厭惡日益加深。同年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停止炸彈襲擊浪潮，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遂漸告平息[51][53]。 部分死亡案例[编辑]部分警察死亡细节[编辑]警員杜雄光殉職[编辑]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馬路中心放置炸彈，警員杜雄光和見習督察史丹頓於晚上7時許前往現場處理，期間有10餘名市民從樓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們離開現場，其間炸彈突然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被送院後不治；另在現場的史丹頓及警目葉金有亦同被炸傷[62]。同日亦有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於灣仔被投擲炸彈炸死。 杜雄光遺體於10月18日出殯，安葬於沙田大圍穀寮墳場。 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於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詳人士謀殺”[63][64]。 高級督察麥基雲殉職[编辑]1967年11月5日，高級督察麥基雲駕駛電單車途經銅鑼灣怡和街時發現一可疑物體，當他把該可疑物體移走時，該物體突然爆炸，麥基雲當場被炸死，手腳亦遭炸斷。 荔枝角道炸彈襲擊[编辑]1967年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發生騷動，其間有人投擲炸彈襲擊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进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着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进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時拘捕一名於馬路渠邊放置炸彈之人士（羅水欣）。 就在警方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突然爆炸，導致至39人受傷，包括7名輔警，其中3名傷者（張雲、周雲英、文圖業）後來傷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樓家中做功課的兒童遭炸盲右眼。 該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擊斃的兩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後被控三項謀殺罪，高等法院於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項誤殺罪名成立，判處羅水欣入獄12年。 石硤尾殺警案[编辑]1967年11月28日下午四時許，警員薛振鴻與另一名同袍於石硤尾一帶巡邏，期間薛曾於巴域街近石硤尾新區第七座處稍作停留，此時突有三名激进分子出現，薛振鴻遭激进分子從後襲擊，激进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後以三角銼等利器向薛亂刺，激进分子於行动後數分鐘逃去無蹤，並搶走薛之配槍及六發子彈，薛倒臥於血泊之中，其左臂仍插有一把三角銼，送院後證實死亡。 錦田殺警案[编辑]在1967年12月9日於錦田被示威者槍殺的殉職警員李觀生出殯。 1967年12月9日，警員李觀生與另一名同袍在錦田警崗附近一帶巡邏，在距警崗30米祠堂村口華昌米酒莊處遭兩名左派人士搶奪佩槍，左派人士向李連轟兩槍，李負傷步回警崗，撥打直線電話報警，後於警崗內失救傷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連日行動中共拘捕30多名左派分子，懷疑與案件有關，包括疑兇羅倫、左派打石工會主席兼鬥委會成員劉三、鍾德及前警員蘇長壽等，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均與一左派武裝組織「新界戰鬥行動組」有關。 至於另一名疑兇何祥（又名何樹祥），警方相信該人為黑社會成員，與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鋪劫案有關，並於此宗殺警案中搶走警槍，案發後一直在逃，據說何祥在潛逃大陸期間，自行把兩把從死者及另一名警員手中奪得之警槍交予當地的武裝組織，使警方無法尋回有關失槍。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於爆竊上水滙豐銀行分行期間失手，其後在八鄉一間木屋被捕。最高法院於同年12月判處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獲港督麥理浩發落，改為25年有期徒刑。 部分工人死亡细节[编辑]大部分死难工人由港英政府於和合石墳場安葬，1973年当年的暴動參與者将这些死难工人合葬于一處金塔區。总共有16名死难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邓自强、鄒松勝、羅進苟、李安、何楓、鄭浙波、馬烈、章集、盧漢彬、蔡惠南、余秀文、麥志華、蘇全及何瑞祺[65][66]。 機械部工人徐田波死亡[编辑]防暴隊數百人在工務局機械部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時衝入，發射催淚彈鎮壓，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诉，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于黃大仙警署[24]，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於意外”[67]政府發言人聲稱，徐田波於翌日凌晨仍然「看來良好」，至有病態表現時，看守警員召警方醫生到場檢查，後返魂乏術，其遺體於9日下午送抵九龍公眾殮房，又稱徐田波的死亡將會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陣營則認定徐田波是於黃大仙警署羈留期間，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68]。 中華煤氣公司黎松、曾明遇难[编辑]防暴队在中華煤氣公司，從屋頂發射木彈、催淚彈然後衝入廠房，並拘捕數十人，工人黎松、曾明遇难。按左派媒體說法，警方搜捕期間，黎松被警察開槍射中，後跌落煤氣鼓隔氣水池內死亡[24]；但按照《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收受左派利益參與騷動，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69]。死因庭裁定黎松“死於橫禍，中煤氣毒窒息身亡”。后合葬于和合石坟场[33]。 膠業工會事件邓自强、鄒松勝及羅進苟遇難[编辑]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於旺角廣東道的膠業工會樓下，撕下大字報及標語，此時突有廿餘名左派工人從樓上跑下，以手持的鐵枝、木棍及玻璃樽等襲擊探員，警察隨即拔槍連響20多發，兩名工人中彈，其中一人鄧自強送院後不治。膠業工會随后遭到逾百名防暴隊搜捕，在附近樓宇發射催淚彈。開動水龍頭對付催淚彈，到晚上9時45分攻入拘捕。2名警官重伤。警方拘捕了56人，期間鄒松勝及羅進苟於送院後死亡[33]。 邵氏工人李安遇难[编辑]1967年6月24日，警方於清水灣邵氏片場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兩人被送往黃大仙警署拘留，王、李兩人於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受審，李被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內容大意為「邵氏資方與美英帝國主義聯合對付中國同胞，顯露其政治陰謀，為提出強烈抗議，邵氏片場……停工一天」，警方称李於“受審期間突然暈倒，於送院期間不治”。左派称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無法站立，結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70][71]。左派称由法庭送院期間，右腎爆裂，傷重死亡[24]。在李安死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張錦賢、陳文沾、張應其）隨後被捕，各人被控以謀殺李安及傷害王煜森身體，三警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不过翌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李安本人亦與徐田波等被左派陣營視為「烈士」，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九塢勞聯工會書記何楓[编辑]7月14日警察攻入红磡宝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冲突中書記何楓被打死，后下葬于和合石墳場。死者头部有枪伤，子弹贯穿两侧太阳穴，遗体曾被解剖[72]。 纱厂工人余秀文，冷气学徒熊兴泽被当街枪杀[编辑]7月16日纱厂工人余秀文行经荃湾沙咀道，被駐港英军警用密集的卡宾枪扫射，子弹穿过头部，重伤垂危，后经同胞送往荃湾工人医疗所，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英軍又在荃湾众安街向一座楼宇的天台开枪，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一名青年熊兴泽当场被击中，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西区裁判署于同年11月裁定死于“横祸”[73]。 搬運工人鄭浙波、馬烈遇害[编辑]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學15歲學生許自朗於西環校舍門外派發文匯報及大公報出版的聯合號外，期間遭到防暴隊的拘捕，數名搬運工人見狀即上前干涉，发生冲突，有人以鐵鈎襲擊警員，在外圍的防暴隊向搬運工人開槍，其中鄭浙波及馬烈身中多槍，傷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寶華殉職，另有一名搬運工人被捕。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19日就鄭浙波及馬烈之死因展開研訊，至11月23日審結，裁定死於“合法槍殺”。李鴻發，搬運工人，被捕時43歲，六七暴動期間於西環福建中學門外的騷動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刑滿出獄[72][74][75][76]。 東頭村示威何瑞祺遇害[编辑]8月29日，東頭村示威期間，冲突中機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開槍射死[24]，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合法槍殺”。 工人章集死亡[编辑]因參與罷工被解僱的工人章集，於8月30日與一群左派暴徒在深水埗街頭放置真假炸彈，後遭“防暴隊”槍傷，章集隨後被捕。在醫院留醫期間因肺炎在9月3日死亡，當局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殮房認屍[77]。 国庆烟花事件盧漢彬遇难[编辑]10月1日，港府禁放煙花及鞭炮，左派人士決定沖擊該法令。有中國貨輪停泊在西環燃放煙花市民围观。警方出動船隻及直升機包圍中國貨輪；岸上則有數百防暴隊，冲突中開槍殺轮船起落工人盧漢彬、拘八十餘人，其遺體於10月4日運往和合石墳場下葬，至1973年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遷葬至一個金塔段內。西區裁判署於翌年2月15日就盧漢彬之死因展開研訊，裁定“死於橫禍”[78]。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编辑]鄧全於入獄生病，至12月20日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延至12月29日凌晨不治，其葬禮於1970年1月3日舉行，遺體安葬於柴灣華人墳場。據1970年1月2日《大公報》刊載的一篇特稿指，鄧全曾於11月中於監獄醫院接受預防霍亂注射，由於當時一枝針咀會為獄方在多名囚犯身上使用，而當時院內有十多名黃疸病人，致鄧全感染黃疸病，因獄方未能妥善提供治療而歿[79] 影響[编辑]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死难。包括200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個懷疑炸彈，以及1,167個真炸彈[80]。 暴動期間同時造成經濟損失，使部分市民變賣财產離開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波移民潮[81][82][83]，许多生意人远走南洋。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都在地产领域开始低位买入。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84]。 港英政府研究六六、六七兩次暴動成因後，察覺到有需要適量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政府透過主動關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同時緩和市民不安情緒及與政府的對立。政府在暴動結束後一年，即1968年已著手修改勞工法例，大幅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8年成立民政處（即今日的民政事務總署），此外香港也在同年直接成立鄰舍輔導會和公益金等組織。暴動亦間接催生香港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時政府發現青少年空閒時間缺乏可供參與的活動而被左派招攬，於是決定大量增加文娛康樂活動。政府在暴動後的1969年12月舉辦的香港節，就是當中的一個重要節目，藉以加強青年對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也在1968年7月開設林務營以解決青少年問題[85]。 由於六七暴動期間，不少公共巴士路線被迫暫停服務，部份更沒有重投服務，引致不少9座位載客白牌車應運而生，獲准到市區載客，最終致使港英政府認為白牌車可以輔助公共交通不足，促成1969年將白牌車合法化，成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2017年再增加至19座位，對香港公共交通的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香港警隊成功止暴制亂平息六七暴動及以忠誠勇毅應對鬥委會發動的連串炸彈襲擊，因而備受讚賞，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於1969年賜予香港警隊「皇家」封號，自此稱為「皇家香港警察」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86]。 六七暴動後，港督戴麟趾意識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原有《防止貪污條例》的不足，於是在1971年5月制定《防止賄賂條例》，以加重針對貪污的罰則、擴大懲治範圍、以及賦予反貪污部更大的權力去偵查貪污案件[87]。其後麥理浩上任後，著手肅貪倡廉，創立專門撲滅貪污罪行的廉政專員公署。 至今每逢談到過激行為或選舉的時候，親共左派政團和社團当指责間中會被民主派会反指責他們於六十年代放炸彈、殺害林彬[88]。 评价[编辑]曾任左派报纸大公报副编辑的羅孚1982年被指控为间谍，在京軟禁10年後返回香港，在1993年3月15日《當代月刊》，撰寫《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表明“自我反省”。晚年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被认为是第一个愿意为激烈行为道歉的人士[89]。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囚犯編號：28504）曾于六七暴动期间被控放置煽动性标语而入狱，在2014年首度开腔谈及事件，强调自己当年僅僅是在学校派发反对殖民地主义传单，反问道：“这何犯罪之有？”[90][91] 撰写《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周奕在1960年代就出任香港文汇报记者，2007年出席凤凰台何亮亮主持的《时事亮亮点》时谈到，香港左派卷入这场斗争的盈千上万。事件一开始，香港警察枪杀13岁理发学徒陈广生，继而在警署内打死徐田波、罗进苟、邹松胜、李安等人。何亮亮認為被压迫的受害人暴力反抗今天遭受到谴责，而对「港英长期的法西斯暴戾行动」反而没有人提及，历史的歪曲莫此为甚。 1978年，中国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其称：“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92] 2015年5月，當年的六七暴動領導人楊光逝世之後，吳康民在香港明報撰文回顧暴動事件，關於暴動的本質，他認為是「在內地『文化大革命』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但實際上，「『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而「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至於當時導致傷亡、破壞的各種暴力行動，吳康民指出：「……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93] 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94]:31、「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94]:36、「『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94]:37[95]。 程翔说，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夺了周恩来的外交系统权力，改变港澳政策，让左派挑事，并非左派声称的自发爱国反帝国主义。香港左派「不要以为反正身边有几十万工友，随便斗他一场不要紧。」周恩来问毛泽东收回香港是否有意，毛泽东说没有，周恩来便藉此叫停。 中國大陆对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看法负面，故左派不参与，《大公报》和《文汇报》强烈谴责破坏秩序。六七暴動却强调反帝反压迫，六七暴動的香港左派是受内地文革影响。左派在1967年8月从中国内地运送8400把甘蔗刀被吴荻舟拦截，吴荻舟因此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罪名软禁下放劳动。 邓小平时，「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给台湾作示范[96][97]。 21世紀影響及相關爭議[编辑]大紫荊勳章授予楊光[编辑]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佈頒發大紫荊勳章予當時左派負責策劃事件的人物，工聯會前會長楊光，被認為是對當年事件的一種肯定，引起全港社會各界譁然[98]。除楊光外，於1997年至1999年間獲勳的莊世平、吳康民及李澤添，亦為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委員。據吳康民透露，在1998年的入選名單中，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有意把吳氏從名單中剔出，後被董建華補回[99][100]。 修改警隊歷史介紹[编辑]2015年9月，有高登討論區網友發現警察官方網站介紹警隊歷史部份，其中有關左派暴動部份遭刪改，包括刪走「左派」、「鬥爭委員會」、「毛語錄」、「恐怖主義」、「紅色肥貓」、「共產黨民兵」等詞，後被傳媒廣泛報導[101]。其後，《蘋果日報》發現，在警隊博物館沒有展出六七暴動期間，警方從左派陣營繳獲的攻擊性武器、煽動性傳單，以及拆除的土製炸彈等展品[102]。 六七暴動50周年[编辑]2017年5月7日，六七動力研究社及工聯會逾百人到粉嶺和合石舉行公祭，拜祭當年參與暴動者。人大代表吳亮星亦有出席，他稱當年參與暴动者為英雄[103]。 中學歷史課程內容[编辑]教育局於2017年就初中中史科課程內容展開公眾諮詢，當局表示不採納將六七暴動列入課程的建議，期間副秘書長康陳翠華以「雞毛蒜皮」形容有關歷史，而局長楊潤雄亦稱事件「重要性較低」[104]。 死亡人數[编辑]根據香港政府統計數字，暴動期間死亡人數為51人，包括10名警察人員、1名消防人員、1名英軍人員及39名其他人士[105]。
部份相關人物[编辑]
档案解密[编辑]苹果日报查阅英国解密档案与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提供文件，5月22日港督戴麟趾向英国电报告急，指示威者口号含“杀死戴麟趾”，群众怂恿警察叛变。7月中国民兵越境枪战，广州解放军一度想攻入香港；13日“炸弹浪潮”开始。24日英国内阁部长级会议讨论香港情况，出席者包括联邦事务大臣Herbert Bowden及国防大臣Denis Healey等。认为解放军攻港，驻港英军必败，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所以要预先阻止中国出兵，在香港设置一个类似英在新加坡设置、用以对抗印尼的小型核武要令中国相信英方将会继续留在香港，而且已得到美国支援，不过美英没有相关协议，核武提议不了了之。英国姿态强硬，私下无意死守。英方评估若中国强行夺港，理论上可商讨移交安排，但怕中共外交失去理性，英国让步会遭中国羞辱，宁愿不作谈判，必要时直接紧急撤离。解放军若攻港，英军最多支撑48小时。9月，英国制订撤离计划书，驻港英军及其家人约3万人、英国及英联邦非华裔公民3.1万人、外国公民1.45万人，另有190万华人拥有或有权要求英联邦公民权，理论上英方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过紧急撤离时，只能带走约2000人，以情报人员及容易遭中共报复的人优先[117]。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注册，进行工作，由港澳工委领导。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女儿吴辉整理其遗物时发现1966年5月4日吴接见港澳工人观礼团的只发予外办港澳组、广东省委组织部四处及全总有关领导的绝密讲话，开头指「香港群众迫切要求解放，观光团成员也有这种感情」；但吴转述中央的反对意见，要长期利用，从世界革命出发，香港越迟解放越好。若收回，只是多了一个「黄埔或青岛」，「从香港得外汇不是我们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如果收回来，便关了门，没用。」「甚至香港要比台湾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个东南亚一起解放。」「中央同志说，如果你们脑子里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对工作就有害。」甚至中美开战，也不要想解放香港：「想多了，不安心，对工作不利。」 程翔说，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夺了周恩来的外交系统权力，改变港澳政策，让左派挑事，并非左派声称的自发爱国反帝国主义。香港左派「不要以为反正身边有几十万工友，随便斗他一场不要紧。」周恩来问毛泽东收回香港是否有意，毛泽东说没有，周恩来便藉此叫停。 中國大陆对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看法负面，故左派不参与，《大公报》和《文汇报》强烈谴责破坏秩序。而六七暴動，香港左派是受内地文革影响。左派在1967年8月从中国内地运送8400把甘蔗刀被吴荻舟拦截，吴荻舟因此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罪名软禁下放劳动。 邓小平时代出现变化，「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给台湾作示范[118]。 相关作品[编辑]电影[编辑]
小說[编辑]
相關條目[编辑]
注释[编辑]參考文獻[编辑]引用[编辑]
来源[编辑]书籍
相關書籍[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
六 七 暴動 經濟 影響
版權 © 2024 zh.apacode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