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政治局常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宋文笛对此评价，大多数重大政治决定都要提交政治局进行表决，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才最终通过。 但中央委员会过于庞大（200人左右，一般一年开一次会），它往往扮演一个橡皮图章，而规模较小的政治局成为讨论事项的重要地方。

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的作用愈发显现。邓小平掌权后开始反思前三十年党内政治生活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准则，其中提到“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而且“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政治局大致相当于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内阁。”宋文笛介绍，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个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政治局作为一个集体实体，而不是由主席或总书记掌握的。同样在理论上，总书记只是对议程制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的人。

“当然，在实践中，习近平时代，总书记几乎肯定有最终决定权。”宋文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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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八大后亮相的政治局七位常委。十八大常委中并未出现明显的接班人，当时最年轻的两名政治局委员中，孙政才已经落马，胡春华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未进入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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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九大后亮相的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因为没有出现明显的接班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会谋求长期甚至终身执政。

虽然习近平打破许多中共人事惯例，但也有一些暂时得到保留，比如政治局常委总来自上一届政治局委员。

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般都来自于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例外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江泽民从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被急调入中央担任总书记。但即便在极端情况下，选拔范围也从未超出政治局。

因此关注政治局常委组成，或可推测五年后接班人；而分析政治局委员组成，或可推测十年后接班人。

本届政治局七位常委出场后，从年龄来看没有较年轻的潜在接班人。外界由此推测，习近平没有打算在五年后退位。

如果分析其余17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四位在60岁以下（三人58，一人57），这意味着十年后，所有现任政治局委员从年龄上讲都不具备接班可能。

“虽无法得知习近平脑中的想法，但没有提拔任何可能在五年或十年后接班的人选，表明他计划终身执政。”不过，牛犇也提醒，习已打破中共精英政治的许多惯例，所以以前形成的有关接班人的信号，可能都不再准确，或许他会在晚年指任接班人。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则认为，习近平计划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进行统治。最有可能选一个资历较浅的人，如毛泽东晚年选择华国锋。但中国政治体系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尤其在他晚年。

为何甘愿冒如此风险？宋文笛认为，目前而言，习近平还不想让任何人看起来像他的接班人出现，因为过早指定一个继承人可能威胁他个人的统治权威。

“但我认为他非常关心这个党，不希望与毛邓时代一样，因接班人之争而破坏稳定，所以我确信这是他会周全考虑的问题。”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助理教授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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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政治中唯一重要的派系是“习派”。

中共政治运作隐秘，外界常用派系来概括参与权力斗争的不同势力，如“上海帮”，指江泽民提拔曾在上海的僚属；再比如“团派”，指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如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

到了习近平主政时期，直至“二十大”，“上海帮”和“团派”逐步退场，而他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的僚属在一次次政治轮替中得到晋升。这些人也被冠以新的派系名称——“福建帮”、“之江新军”、“新上海帮”等。

“我一直认为，派系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被过分强调。”唐志学观察到，外界常认为“派系”在中国某个历史时刻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随后几年，更多证据显示，“派系”的作为被夸大了。

尤其在习时代，“每个人都在‘习派’中，作为核心，他的权威无可争议”，唐志学补充，这些人在同一个政治体系中，而“山头主义”是这个体系中的禁忌，不利于党的稳定。“你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工作过，当然很重要，但不能说明一切。”

牛犇也认为，当前中国政治中唯一重要的派系是“习派”。但随着习在位越久，年龄越大，其盟友将开始争夺接班人地位，与习近平的关系构成权力基础，未来我们会看到“习派”子集团的互相竞争。

不过，“未来派系竞争不会围绕福建、浙江或上海这样的地理网络进行，”宋文笛称，而是围绕潜在接班者进行，官员们有充分动机尽早投资潜在接班人。

在24位政治局委员中，有五位科技领域出身的技术官僚，这一群体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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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所学校组织师生收看二十大直播。

比如马兴瑞，作为哈工大航天动力学博士，主导中国航天集团，担任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职业生涯专注于航天领域。在习近平上台的同一年，53岁的他突然转入政坛，先后主政深圳、广东、新疆，无一不是经济或政治重镇。

再比如陈吉宁，作为英国帝国理工环境分析博士，一直在学术领域，升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习近平时代，他开始转入环保部，此后逐步升任北京市长。最新的消息是，他已接替李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实际上，中共一直有任用技术官僚的传统，比如温家宝是地质学出身，江泽民长期任职机电等领域。

高树超观察到，与此前时代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技术官僚中许多人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有丰富的经验，预示未来这些领域将更受重视。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过“中国制造2025”，试图进行产业升级，尽量摆脱低附加值、高污染行业；但产业补贴和科技竞争，招致美国贸易战和科技战，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甚至面临“脱钩”风险。

在此背景下，牛犇认为，科技官僚们进入政治局，因为习认为其科技专长至关重要，将帮助中国摆脱西方技术封锁，加强创新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本届24位政治局委员中没有女性，引发不小关注。被外界看好的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跃跃都未能入局。牛犇认为，即便以中共很低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中国政治中女性代表性的巨大倒退。

虽然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在毛时代女性官员少之又少，能够进入政治局，往往因为身份，而非能力。如江青（毛泽东妻子）、叶群（林彪妻子）、邓颖超（周恩来妻子）等。

高树超评价，这一直是个忠诚与否问题，而非性别平等。

2002年，吴仪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女性政治局委员。其后20年中，先后又有刘延东和孙春兰成为政治局委员，保持着政治局中至少一位女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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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中，先后有吴仪、刘延东和孙春兰成为政治局委员，保持着政治局中至少一位女性的状况。

三位女性委员，所任职务也颇为相似，她们先后担任副总理，主要分管，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他们在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期间，主导了防疫工作。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无女性入局是基于现实考量。过去五年，随着疫情大爆发和中美“科技战”，传统上由女性副总理分管的科技和卫生变得更重要。而被看好的谌贻琴未离开过贵州，缺乏科技、卫生相关资历。而具备丰富卫生部门工作经验的现任福建省委书记尹力进入了政治局，被认为可能会接任分管科教文卫的副总理一职。

对此，宋文笛评价，想要进入政治局，门槛相当高，而本轮女性主要候选人与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相比，在经验和履历上并不突出。

但宋文笛也提醒，虽然在这一轮无女性入局看似合理的，但也说明过去十年公共事务中的性别平等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也没有足够的年轻女性公务员获得担任要职的机会，使她们无法累积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所需资历。

实际上，女性在中共高层政治中的比例，稀少且稳定，在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群体中，通常只有10位左右女性；在另外170名左右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有20多名为女性，多年来波动不大。如专家们所说，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在中共事项列表中。

虽然新一届政治局中被认为没有出现明显的习近平接班人，但专家们也提到几位政治新星：李干杰、李书磊、何卫东、张国清、尹力和陈吉宁。

牛犇特别提到两人：李书磊与何卫东。两人甚至不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本届却破格直升政治局。李书磊拿笔，担任中宣部长；何卫东拿枪，担任军委副主席。

宋文笛观察到，政治新星中不少人进入政治局前，仅当过两年省级党委书记，而以前通常要任满一届（五年）。

毛泽东死后，中共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制原则，在最高领导权威较弱时，资历成了党内晋升的重要考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合适的年龄累积足够的资历，都是中共内部阻力最小的晋升途径。”

“现在看来，习近平的权力和威望已经足以克服‘阻力’，他可以将年轻官员快速提拔到重要岗位。”宋文笛称，比如尹力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背景，在疫情时代尤其有用；再比如，李干杰的核工业背景，使习在打造包括核战略在内的军事现代化中，担当重任。

破格提拔技术官僚，以应对科技发展的瓶颈；破格留任，则应对外部安全环境——外交部长王毅（69岁）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72岁）都超龄留任并位列政治局委员。高树超认为，王毅过去在“战狼”外交上表现良好，张又侠则有参加越南战争的实战经验，这预示未来的重中之重是“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93年3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84人，中央候补委员125人。有关负责同志49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调整到8至9%。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经过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全会决定，将上述两个名单分别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

全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王学萍（黎族）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2人，候补中央委员128人。有关负责同志54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重要讲话。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全会增选黄菊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陈希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耿全礼、马启智（回族）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本次会议把主要讨论方向放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中共十五大于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孙文盛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97年9月6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2日在北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