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201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周濂。

该书作者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幸福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

书名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者周濂类别选粹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年5月页数 306 页定价 32 元装帧平装ISBN 978-73001-52202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幸福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第一部分我们都是一小撮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射象者布莱尔

“不就是”与“又怎样”

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

烈士与傻子

跳来跳去的罗素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活着，还是死去？

大学校园中的“无名氏”

大学生的“德性”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

节庆、传统与革命

磕头的理由

装装文明人

榜样的力量

求求你感谢我

“我的”和“好的”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们都是一小撮

第二部分重见天日的生活

你想要打听的那个人在哪里？

阿飞后传

沉默并诗意地活着

抒情是一种病

“实话实说”还是“是话就说”

掐死一切意识形态大臭虫

有这么一种困惑来自生活

存在的焦虑与勇气

丧钟为游记而鸣

重见天日的生活

第三部分我们何时丧失理解

色情文学招谁惹谁了

请“真实”的康德起立

“帝国”失去“主义”，天下将会怎样

圆地球还是平地球？

历史尚未终结，国家仍需强化

谁是美国的孩子？

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

与正确无关的政治正确性

全民开讲2.0时代

大众文化的“群架二原则”

娱乐不精神

我们何时丧失理解

过期

好人电影与好公民电影

通过对话能够走向真理共识吗？

智者的审慎

理解之难

第四部分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哲学是一个动词

民主在此可能吗？

幸福政治学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最可欲的与最相关的

尺度、分寸与超越

政治哲学家与政治现实

革命的窄门 [1-2]

作者周濂，男，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学者。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20多篇。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下面是读他的书觉得有意义的章节，故摘之。

在一个普遍性伦理崩溃的时代里，在一个绝对之善匮乏的社会中，你是选择犬儒地活着，还算追求一种合乎德行的生活？

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尼采曾这样比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当面对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不测的命运，时有时无稍纵即逝的才情时，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他们时一如婴儿般渺小和无助，我们就只能像婴儿那样满足于当下的器官享乐。

法律是底线性的、维护性的，如果它是一种好的法律，那么它将有效地保证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但是它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将是一个美好的存在，因为幸福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异，所以法律对社会中的人有普遍的约束力，它规范的是公共生活领域当中的事。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

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这样的丁靴，可是是病痛，可以是冥思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的信以为真。

生活贴得太近会伤害灵魂，灵魂贴得太近会疏远生活。但是时间不会戛然而止，时间在灵魂低眉举目之间轻轻跃过。

罗素说，在我一生中，有三种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对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对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还有一个就是对爱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几何学讲三角形是最为坚固的

一种建构方式，在罗素这里，真理、自由与爱情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坚固的三角形。

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艺术并不是使我们疏远于生活，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自身，达到与我们自身的协调一致。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如果说生活总是被一些“执念”缠绕，陷入幽暗莫名暧昧状态，那么现象学的眼光则教会你如何让现象显露，如何让生活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

理论从不承诺它的实践后果，但是一旦理论在实践中出了差池，我们仍旧只能找“理论”来理论。

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

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福山的问答逻辑很简单：是谁造成了全球范围的贫穷、艾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义？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治疗国家孱弱和失败的良方是什么？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

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

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替每一个“为什么”配备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没有客观的标准，寻求一个说法总是最容易的。

我们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防御机制不如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打个形象的比方，人类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经来到21世纪，而身体机能却还停留在一万年前。

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

在一个科技发达、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枯萎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陈嘉映这样写道：“我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

如何在实证科学无往不利、大行其道的今天，为哲学和自然理解奠定一个恰切的逻辑地位，替人类存留住“意义的世界”和“存在的家”，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哲学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当然，这个论断可以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对现代人来说，变化是高贵的，而不变则是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

“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

“体制的梦想不等于每个人的梦想，体制的路径更不等于每个人的路径。……社会进步不可能是某一单方面梦想或理想的结果，而是各种梦想、诉求、利益互相之间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其中每一方力量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

看中国的悲剧，可能要带手绢去，看希腊悲剧你不一定哭，但看了以后，会感觉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力。

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在政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智慧、节制、大度这样一些充满男性气概的品格，而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善良、友爱、忍让这样一些粉红色的情感。

在一个政治理想崩溃的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

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所在。

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是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政治的全部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过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就像没人能够不去健身房举哑铃就成为有胸肌的健美先生，也没有可以仅仅通过背诵“八荣八耻”就成为有德之人，各种德性和优良的品格都必须要外化成具体的行为，并且通过习惯予以固定。

尼布尔：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对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来说，谁不渴望得到幸福呢？就算这个字眼多数时候显得遥不可及，但如果真的追问每个人为什么活着，最后的最后，不管答案是在寒冷的冬夜喝上一碗热汤，还是坐在圣托里尼的咖啡馆闲看日落，人们都会用“幸福”定义彼时彼刻的感受。

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过是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国家不该越爼代庖去定义幸福，更不会为每个个体的幸福去埋单。

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

自由是人类追求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相比之下，幸福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美好价值，而且还是人类追求的那唯一一个终极价值。

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没有人否认自己想要幸福，可是如果正义的人最终不会得到幸福，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只有在制度上保证正义和幸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才有可能让正义的人勇于前行，让不义的人失去动机。

只有在基本公正得到解决的国家里，才能真正有意义地谈论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

改善自己是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现代人只是一些互相客客气气到不是共同生活的人，他们之间充其量只具有“善意”而不是“友爱”。

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为：“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以及没有赋予每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以尊严，那么他很可能接受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那么他的立场自然会比较接近于保守主义；如果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那么他可能选择对人民说话；如果有人认为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权贵与寡头的社会，那么他一定会尝试在“权势者的耳边低声细语”。

只有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们才能创造出团结，因为一旦我们提升了这种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人“边陲化”，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我们和你们的分别，而是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

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韬的空想主义者。

革命不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 [3]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学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均为合译）译作两部。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在《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财新》等报刊开设专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