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流行 歌詞 中 的 香港 本土 意識

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 — — 粵語流行曲的 “戀殖” 與 “解殖”

按：此為香港大學粵語流行歌詞概論課程的期末論文，如要引用煩請列明文題及署名。

緒論 — — 哪個時勢能沒有歌

二十年前，香港面臨主權移交，港人對前途的迷惘引發大量探討香港未來的音樂作品。正如1996年陳奕迅的〈時代曲〉，”見證日子怎過，哪個時勢能沒有歌”，香港流行音樂往往與時勢同行，唱出一代人的心聲。香港命脈無人能料，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是一個 “說不出的未來”。二十年後，”現在” 就是當年的 “未來”，到底璀璨都市的光輝，有否到此為止？本論文將以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作為脈絡，探討流行曲如何反映後殖民時代下的身份認同困境。

基礎基礎實在實在不清楚 — — 主權移交前後的身份認同爭議

高馬可（John M. Carroll）於其論文指出，”香港人” 上世紀的身分認同主要為三種元素，分別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中國國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以及香港本地身分（Local Identity）。但 “回歸” 前的港人未必有明確的身份取向，是將幾種身份認同的元素混雜，這是因為對於前景的迷惘造成港人身份認同的混亂。不少歌曲道出了當時港人的迷惘與 “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 的夾縫性，如〈皇后大道東〉”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反映部分港人害怕中共統治而移民；〈講野歌〉隱含 “藏頭格” “基本發應應終終”，表示香港人處於中國與英國的夾縫之間，進退失據，無從發聲。終於，1997年6月30日，香港人望著維多利亞港，動蕩如海，無從抓住的迷惘聚滿心中；一夕過後，中共正式掌管香港，北風吹走舊夢，一切只能隨風。

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非有如酒醉夢醒、落定塵埃，反而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形成香港的 “後殖民困境”。周蕾指出，香港的後殖民困境在於：既不能屈服於英國的殖民主義，又無法順從於中國大陸大一統民族的單一意識。其中2003年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於六月二十九日簽訂，標訂中港融合的洪流湧現；同期七月一日出現香港自 “回歸” 以來最大規模的 “七一大遊行”，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朱耀偉教授於《香港研究作為方法》指出：”殊不知加速內地化之餘也加深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自此中港關係日漸緊密，而雙方衝突亦日漸加劇。文化差異日顯，政治爭拗不息，主權移交以後，”結果香港身份危機卻反諷的比以往更加嚴重”。

爾來二十年，政治與身份的議題有增無減，而流行音樂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往往成為宣泄、表達情緒的方式。英國音樂社會學者 Simon Frith 在《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一書提出流行音樂有四項社會功能：

一、流行音樂幫助我們定義自我，我們可以通過流行音樂獲得身份認同；

二、流行音樂為我們提供了空間和途徑，讓我們去經營眾多的情感；

三、流行音樂可以建構我們的集體記憶，組織時間；

四、流行音樂讓我們把握現在，鞏固自我意識。

由此可見，流行音樂既可以表現出人民的意識形態，又可以反過來塑造人民的身份認同。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流行音樂亦繼續作為一個場域，反映不同身份認同的角力。一方面有人對 “一國兩際” 的未來感到無望，思念舊時英治下的風光，是為 “戀殖”；另一方面有人希望香港擺脫殖民地色彩，向前望、不要留戀過去，是為 “解殖”。

昨日最盛世的地球 — — 香港人的戀殖情結

羅永生指出，由於一國兩際基本上是一種 “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狀態的延伸，它不意圖去終結殖民主義，而是將殖民主義冷卻和凍結，因此 “戀殖” 是一個早早就 “內置 (built-in)” 於香港目前 “後殖民” 狀態的成份。戀殖的情緒是由近十年內中國國族主義侵凌而激發出來的，港人對於大中國主義的不滿，透射出對舊日美好的英治時期的懷緬。雖然這個美好的 “英治” 形象只是港人幻想出來，亦是在於英國人部署 “光榮撤退” 的過程中形塑出來的。但對舊日時光的美好想像，催生出港人的 “戀殖” 音樂作品。

近年最為人印象深刻的 “戀殖” 作品，莫過於 My Little Airport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獎頒獎禮上唱出的〈美麗新香港〉。當時演唱結尾的鋼琴伴奏突然加奏一小段原版沒有的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充滿政治寓意，這行為有如遊行時有人高舉港英旗幟般充滿 “戀殖”意識。〈美麗新香港〉歌名令人聯想起英國作家 Aldous Leonard Huxley 的反烏托邦作品《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作品描寫一個以階級為區分的未來社會，統治者能夠利用科技控制各階級人民的喜好與生活，使制度內的群眾心甘情願地為在上位者服務。詞人林阿P 以此歌名諷刺香港外表輝煌，但內裡的人民只能受制於政府，無法當家作主。”自你決定要走以後，沒人知我有多難受” 正是訴說英國政府離開香港後，這城光景已不復再。”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更是道出港人無從把握我城命運的傷悲。以前的香港是個 “借來的地方”，今日香港終被 “歸還”，問題是這土地最終歸還了給香港人，還是給了所謂的祖國？”自由行” 使本地充斥五湖四海的遊客，成為旅遊城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而言，香港不再是我們的地方，而是屬於旅客的地方，而我們也只能無力地像旅客般面對這片土地，無權過問。

美麗香港已不復再，這城送舊迎新，卻送不走港人對舊時的回憶。近期周國賢的作品〈在天之靈〉，歌詞重複出現的 “不要走”，雖不一定是指向英國、但可理解為對過去殖民時期香港的留戀。”遺下美好，當天你讓我去管理” 是指英國政府、或前人原本想將香港這片土地交由香港人管理，但英國走後，”崛起那些竟是 禽和獸”，暗指現今當道的皆是小人。這首歌緊貼社會時事，如 “聽講所有撕裂，搞show可以補救；豪宅必須供應，農田還剩五六畝” 前句是呼應每年 “七一” 的慶回歸嘉年華，以及林鄭月娥於2015年12月舉行的大型公眾運動 “欣賞香港”（Appreciate Hong Kong），原意是通過大型活動修補社會撕裂，但社會矛盾根本不可能由嘉年華所消解；而後句指向無解的房屋問題、郊野保育等爭議：香港樓價高企，市民無法承擔，但政治竟向地產商傾斜，欲染指郊野公園，以增加房屋供應為名、供地產商發展豪宅為實。時下社會與民生不濟，難免令人懷念昔日時光。昨日的香港是最繁盛的都市，前人用 “獅子山下” 的精神努力建設香港的璀璨光輝。也許 “躍起之後勢須落下”，乃時命耶；但如果香港所墮向的是無底深淵，我們可有顏面抬望在天之靈？

“戀殖” 的思想時常受到議會建制派的批評，但諷刺的是，建制派頑守的制度，正是舊有的殖民制度。”戀殖” 的香港人未必真正希望重回英國懷抱，也未必認為香港有機會可以重返英國，只是現實不順，港人只能望向畫中曇花。香港與中國，就像是 “試圖再，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 的關係，曾經2008年北京奧運讓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達至最高鋒，但同年的中國奶制品污染、其後的普選、國民教育、中港矛盾等爭議，均令港人對中國失去信心。1997年，英國人壯烈離座，百世流芳；香港人念念不忘，可有迴光？

拍馬屁聲響足一世紀 — — “大家都係中國人” 身份認同的建構與適得其反

戀殖是因為 “日後再沒有更美的邂逅”，解殖則是 “月份未到、但我們被迫接受”。研究南韓後殖民經驗的教授 Chungmoo Choi 認為 “解殖”（decolonialization）是 “對殖民主義的解除，並且在語言、教育和歷史上尋求重新審定，是一個確立自身身份和角色的過程”。主權移交以來，無論中央政府以及香港學者均有提及香港 “解殖”，但兩方論述南轅北轍。前者認為香港人”人心未回歸”，是舊時殖民文化的 “遺毒”；而後者則認為香港缺席於回歸談判桌，提出 “香港仍未解殖” 的主張、甚至是中國 “二次殖民” 論 。那麼，香港到底是要 “解誰的殖”？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在政治上是表示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母體。若單從歷史發展，可以理解 “去殖民化” 就是 “去英國化” 的過程，這也是官方的論述。 如2015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出：”回歸後特區沒有依法 ‘去殖民化’，反而 ‘去中國化’ 的氣燄囂張”，由此可見官方的解殖論述，就是讓香港認識自己作為 “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的這個 “事實工程”。但一直以來中央及香港官員如董建華、梁振英均批評香港 “人心未回歸”，因此政府採用明星和流行曲的元素作為 “軟銷” 手段，希望以明星效應，推廣 “中國人” 的身份認同，使香港人達至真正的 “回歸”。

為加強香港人的祖國意識，”回歸” 被政府渲染為普天同慶的日子。故每五年均會推出慶回歸主題曲，作為宣傳活動的核心之一。如十周年的主題曲〈始終有你〉，由金培達作曲、陳少琪填詞，政府邀請了當紅的歌星合唱，包括譚詠麟、李克勤、劉德華、容祖兒等藝人，以音樂 “唱好” 香港。這首主題曲的歌詞寫香港由漁港躍身成為大都會，這城全靠獅子山下的港人 “人人能力大小也力拼”，現今已 “找對了路徑”，”花瓣開得繁盛”。詞人濃烈地將香港描繪成萬家燈火、美好無瑕的理想城市。除了運用 “繁榮安定”、”和諧” 這些中國政府的常用套語外，這首歌甚至不忘以 “獅子山觸得到長城，血脈裡感應”，強調香港人的 “祖國情”。因此 “始終有你” 除了可以理解為 “始終有每一位香港人” 之外，也許 “你” 亦是代表中國政府。及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港府推出主題曲〈香港．我家〉，由向雪懷填詞，歌詞的主調與以往 “慶回歸” 主題曲無異。全首歌叫人珍惜、欣賞這個 “美麗香港”，然後 “傳承着過去叫世間驚訝”。然而這首作品的歌詞既沒有轉折也沒有遞進，全首平鋪直敘，內容空洞，副歌部分的歌詞更是絲毫無改地重複了三次（除了最後一次將 “你愛她 我愛她 燃亮着火花”，改為 “頭抬起，抬頭看好嗎”，但這改動毫無意義）。單調寡劣的歌詞無法感動港人，反而令人質疑這種冠冕堂皇的 “大話”。

除了 “回歸” 這個主題外，政制事務局於《基本法》頒布十六周年，動用了二十六萬製作推廣基本法的主題曲〈熱愛基本法〉，由鄭國江填詞。然而，即使在宣傳影片中李克勤和陳慧琳如何投入地演唱，但巧婦難為無米炊，仍無法補救這首歌的沉悶乏味。流行曲要打動人心，除了旋律優美之外，歌詞亦需寫出共鳴。這首歌仍是表達只要香港人遵守《基本法》，香港就能 “繁盛安定”，並 “緊靠祖國，營造新的機遇 “，這已是重彈老調。對於《基本法》的種種爭議，歌詞均沒有提及，只有重複又重複地叫人熱愛《基本法》。相較〈始終有你〉刻意營造的 “獅子山下” 之情，〈熱愛基本法〉更顯 “硬銷”。

香港網民看穿這些歌曲的 “維穩” 本質，紛紛以 “惡搞” 諷刺政府。如林忌將〈始終有你〉二次創作為〈福佳始終有你〉 ，並上載至 Youtube，奇 “歌” 共賞，與眾同 “樂”。”福佳” 取自2008年北京奧運所推出的吉祥物 “福娃”，更是 “仆街” 的諧音。這歌提及 “六四”、”八萬五”、”天星碼頭被拆”、”普選”等議題，表達港人對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的不滿。〈福佳始終有你〉於 YouTube 的點擊率超過一百萬，不但反映港人對 “維穩歌” 的不受落，更反映港人對政府的不滿。

縱觀香港政府推出的 “歌曲”，他們是以 “由上而下” 的方式強行灌輸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它們沿用過去香港賴以成功的主要論調，毫無新意，因而捷徑窘步。相反，〈獅子山下〉、〈美麗新香港〉等歌曲的成功，因為它們都是 “由下而上”、由民間自發性地孕育出來的，並與當時社會所追求的價值觀相符，能夠捉緊市民內心情懷。”貼地” 與否，是音樂能否受歡迎的重要因素。不過，雖然一部分香港市民尚有鑑賞能力，而另一部分香港人則完全認同政府論述；但對於尚在建立個人身份認同的小童而言，每天六點半新聞所播放的國歌、廣告插播的《香港．我家》，無疑有機會令新一代耳濡目染、潛移墨化，塑造國民身分認同。香港流行曲的魅力之一，是所有香港人均可以唱出口，而小童自小接收相關音樂作品，難免會跟著合唱。但到底這類作品有多大程度能強化小童的國民身份認同，則有待研究。

就算點變，都係屬於我地呢一個香港 — — 香港主體性的建構

主權移交，擺脫英國殖民色彩也許是理所當然。然而，若我們跳出 “大中國” 論述的框框，可以發現 “回歸” 並不能簡單地與 “解殖” 劃上等號，兩者之間可以是一道鴻溝。羅永生在其著作《殖民家國外》提出，”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可是在中英談判時期，香港前途只有中英兩國協商擬定，作為這土地所謂的 “主人”，港人毫無角色身份可言。而且香港社會的發展是以 “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 為目標，因此港人無從建構其 “主體性” 。”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羅永生認為 “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 ‘回歸’，不可能是 ‘殖民主義’ 的結束，反而是 ‘解殖’ 的無限延擱”。本土主義的興起，正是對這種 “被動的回歸” 的一種清算與反思。可惜一直以來港人歷經不少抗爭，至今仍未能當家作主。是故二十年來，不少流行曲以政治爭議為題材，表達港人建立 “香港主體性” 的訴求。

2014年是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一個爆發點，時代背景下催生不少相關的音樂作品。如〈雞蛋與羔羊〉是謝安琪於2014年6月30日、即 “七一回歸大遊行” 的前一天發佈的歌曲，由 “樂壇長毛” 周博賢填詞。周博賢形容 “其實香港人同樣都是站在分岔路口，亦是抉擇的時候”，歌詞表達香港人只有兩個選擇，”A餐” 是 “雞蛋撞石牆”，”B餐” 則是 “俯首做白羊”。而其中 “屠刀機槍，高舉得囂張”，更是呼應3月時《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周博賢有感於香港之崩壞，寫出這首作品告訴香港人 “已到了決志現場，再拖便遭殃”，符合周博賢一貫的社會關懷作風。果真，2014年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率先發起佔領行動，是呼應戴耀庭所提出的 “和平佔中” ，參照 “佔領華爾街” 運動藉以爭取普選。”和平佔中” 翻譯了雨果《悲慘世界》一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寫成 “問誰未發聲”，作 “和平佔中” 的主題曲，同樣以音樂激勵港人守衛我城。不料市民和平的抗爭行為卻引來警方的催淚彈；人民手無寸鐵，只好以雨傘抵擋，運動因而被媒體稱為雨傘革命。於是林夕與Pan創作了〈撐起雨傘〉，由一眾歌手如何韻詩、黃耀明等主唱，是自1989年 “民主歌聲獻中華” 的〈為自由〉之後，25年以來首次由香港群星主唱的政治抗爭歌曲。這些歌曲反映了香港人力爭主權的決心與願景，由於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一拖再拖，選舉制度依循舊時體系，而香港人未能以自身意願改變政府施政；作為這片土地所謂的主人，香港人卻無法決定我城的走向，因此激發市民上街抗爭。可惜最終雨傘革命淡然落幕，香港人就算沒有錯過佔領的一個個晚上，但我們還有機會再呼喊嗎？2016年發生 “魚蛋革命”，同樣是雞蛋面對高牆，但這一次，奔走在旺角街頭的香港人，卻得不到大眾的理解與聲援，反被冠上 “暴徒” 之名、甚至被起訴入獄。可見雨傘革命的失敗令香港的政治運動陷入低潮（Protestor Fatigue），鼓餒旗靡的香港人至今仍未能面對2014年的敗仗。

政治受挫，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不可能就此消弭，問題依舊，只是未能解決。本土媒體 “100毛” 於2016年以一首〈真‧香港地〉引來港人共嗚。此歌改編自2004年陳冠希的〈香港地〉，由河國榮演唱，別具意義。相較陳冠希版本的〈香港地〉，〈真‧香港地〉刪去了原曲用普通話唱的部分，歌詞亦因應現今環境而改寫。例如〈真‧香港地〉唱出了近十年樓價高企、”六八九”、港鐵故障、小店結業等只有 “真正的香港人” 才會有共嗚的字句。而河國榮雖然在澳洲出生，但他熱愛香港文化、來到香港後學習廣東話、致力融入本地，河國榮除了反映香港中西薈聚的特點，而且他對香港文化的態度亦令廣大市民認同他是一個 “真正的香港人”。有 “真港人” 就代表有 “假港人”，這首歌諷刺了內地人經單程證移居香港後，不願融入本地文化、對香港也沒有認同感。”你一崇拜馬雲，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正反映中港價值之差異，同時又將 “真香港人” 與 “內地單程證來港人士” 作出區分，視為兩個不同的 “共同體”。真正的香港人 “會識英雄輝”、”睇埋同一篇潮文”，但內地單程證來港人士並不一定接受本港文化，故未必了解及欣賞香港文化。 “同一個諗法”，”我同你(先會係)同一種人”，即使香港 “面目全變” ，”(唔知)仲係唔係我哋嗰一個香港”，但只要 “喺得呢個地方出世，就預咗喺呢個地方度死”。〈真‧香港地〉歌詞裡的香港不是官方論述下，”一國兩制”、”回歸祖國” 的城市，也不是由中國角度下所凝視的土地；反而香港是作為主體，由香港人自身的角度去凝視香港的獨特文化，從而表現出香港自身的 “本土性”。

相較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殖論述，中國官方的解殖有一個前提，就是香港本來歸屬於 “中國文化”，而解殖就是回歸母體文化；但後殖民理論學者如羅永生的香港解殖論述也有一個前提，就是香港經歷殖民時期之後，已經誕生出一種獨特文化，而這種文化與母體文化有所分歧。由是觀之，中國政府常把 “中國文化” 與 “中華文化” 混淆及混搭使用：香港本來擁有 “中華文化” 的特質，但一個世紀之後，香港的宗主國由滿清易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政權的更替，這一百年亦足以讓兩個地域發展出兩套相異的文化特徵，即使兩者系出同源，仍無法強行將兩者混為一體。後殖民理論學者侯米巴巴（Homi Bhabha）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少殖民地得以獨立。可是獨立後的政府均難以重拾以往被殖民前的文化，更難以重建以往「祖國」的國民身份認同。他認為後殖民文化，既非殖民者的文化複製品，也不是原來的本地文化，而是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間」。用香港作例子，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雖然香港同時具有殖民國與宗主國的文化內涵，但要將香港界定為其中一個文化的附屬者是沒有可能的，因為香港已建立出一種介乎兩者之間、但又與兩者有別的本地文化。那麼怎樣才是解殖？根據聯合國決議，這條問題應交由殖民地人民所決定，但可惜七一年中共入聯後將香港從殖民地名單剔除，自此香港失去自決權利。因此中國官方的 “解殖”，更似是一個文化霸權，將香港人所珍而重之的文化寶物奪去，被迫港人接受 “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無論 “戀殖” 還是 “解殖”，其實就是大中華主義欺壓下的產物，是帶有”防御性質”、為了保護本地文化與價值而催生。今日我們仍能透過流行音樂表現當下的社會面貌、抒發港人心聲，但隨著中港融合加劇，或者香港文化將無法茁壯成長、反而被外圍的中國文化所取替和吞併，最後香港文化變為 “粵語殘片”。下一個二十年後，會否還有粵語流行曲，則是未知之數。

結語 — — 願時代仍為香港留了座

粵語流行曲作為香港本土文化的標誌，除了作品的歌詞感夠反映市民的心聲，其興衰也反映了香港的命脈。黃霑曾於其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中指出1997將為粵語流行曲的分水嶺：”粵語流行曲沒落的趨勢，限於環境，已難望再有奇蹟出現。” 這話一語中的，九七以後不僅是粵語流行曲，連同香港的經濟、民生、法治⋯⋯一併衰落，粵語流行曲見證了、陪伴了香港的命運。但 “衰落” 並不得等同 “滅絕”，香港樂壇有一眾音樂人仍然堅持不懈地創作，而香港社會也有一眾真正的香港人關注我城命運，如果有一天香港文化將會滅絕，那是因為全部香港人都滅絕了。

有香港人，就會有粵語歌。

參考資料

期刊論文

1. Chungmoo Choi., “The Discourse of Decolonization and Popular Memory : South Kore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993, volume 1, pp. 89–96.
2. John M. Carroll..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Bourgeois Identity in Colonial Hong Ko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005, Volume 39, Issue 2, pp.146–164.
3. 黎日照、于宜嫣、陳耀麟：〈從《心繫家國》到《達明一派對》：香港音樂的後殖民論述〉，《文化研究＠嶺南》，第二十一期，2011年11月。

書籍

1. Frith, Simon, 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p. 213
2.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5。
3. 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頁115。
4. 羅永生：〈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4–30。
5. 陳瀅巧，《圖解文化研究》（台灣：城邦出版社，2006年），頁76。

博士論文

1.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 :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168。

報刊雜誌

1. 羅永生：〈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新社會》，2013年2期，頁87–92。
2. 王嘉璐： 〈專訪周博賢:寫歌為喚醒昏睡羔羊〉，《信報》，引自2017年12月1日，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398329/%E3%80%90%E5%B0%88%E8%A8%AA%E3%80%91%E5%91%A8%E5%8D%9A%E8%B3%A2%3A%E5%AF%AB%E6%AD%8C%E7%82%BA%E5%96%9A%E9%86%92%E6%98%8F%E7%9D%A1%E7%BE%94%E7%BE%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