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协助传统外交活动的开展其目标对象是

公共外交应成为我国和平发展外交的重要推手——论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质量的途径和关键

｜ 作者： 张薇薇 ｜ 时间： 2014-01-24 ｜ 责编：

内容提要：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公共外交热议不断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将“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列为中国外交的任务之一。这为深化公共外交研究指明了方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外交从来都是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总体外交布局。本文也旨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运用公共外交为我国和平发展的总体外交战略服务。目标任务界定和手段分析是公共外交研究的核心课题。本文在介绍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等，就如何提升我国公共外交的质量，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关键词：中国公共外交 软实力 和平发展 Title of the Article: Tailoring Public Diplomacy to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 Ways to Enhanc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将继续推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报告还首次将“公共外交”一词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指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提法是对近些年社会各界对公共外交问题的热议和我国不断发展的公共外交实践的有力升华。事实上，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我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应对的问题也逐渐发生着变化。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某些邻国基于“国强必霸”的陈旧观念，对我国的担忧和疑虑大幅上升，某些邻国甚至主动挑起事端以期攫取更多不义之利。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不少老朋友，对我国的快速发展心态复杂，既希望我国能继续帮助她们发展，又担心我们不再与之同呼吸共命运，有些甚至受了西方国家的蛊惑，跳出来指责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强占市场、剥削劳工。这些由硬实力大幅增长所引发的问题很多时候只能依靠软实力来逐渐抚平。开展公共外交是提升软实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前些年，我国开始重视公共外交时，提出的口号是“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被定为“培育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现在，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公共外交的要求、提升公共外交的质量，使之更接近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核心，成为我国推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重要帮手。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在我国特定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中，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的途径和关键因素。为此，首先应对公共外交的一般理论性研究做一个梳理。
一、公共外交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
1、公共外交的目标和任务。笼统说来，公共外交的终极目标与传统政府间外交一样，是维护、促进和提升国家利益。不过二者作用的对象不同，具体任务也有所不同。公共外交谋求的是通过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了解和理解，扩大本国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进而利用这种影响力辅助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英国外交部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就是“通过做海外公众的工作实现我国国际战略的优先目标”。[1]因而从根本上讲，公共外交应以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外交战略和规划为第一要义。这一点，从各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可以得到应证。
如冷战时期，对抗苏联，压制和打击苏联势力的延伸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服务此目标，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主打“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牌，展开一系列宣传攻势，资助各类跨文化交流活动，皆旨在显示美式价值观的优越性。再如，日本在二战后的重建和经济腾飞过程中，急需亚洲各国的资源和市场，其公共外交活动也围绕着与亚洲各国展开经济合作这一目标展开。日本大方地向亚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ODA），针对东南亚提出“福田主义”，斡旋地区争端，都是为了树立起和平的地区领头羊形象，为日本企业在亚洲的活动积极铺路。
可以说，只有促进了国家整体外交目标实现的公共外交才是成功的公共外交。细分来看，不同国家的实力不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各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会有变化，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重点也有区别，因而公共外交的任务和侧重点也各式各样。一般地说，中小国家的公共外交会较多地聚焦于提高知名度、促进贸易、投资和旅游等，而大国的公共外交，任务更加繁杂多样，除了促进贸易和旅游外，谋求国外公众对其价值观、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认同和配合，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增进国家利益也是重要内容。就国际地位而言，一个国家如果由于硬实力下降而面临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下降的危险，必然希望通过软实力加以弥补和挽救，欧盟就是一例。相应的，一个国家如果由于硬实力上升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引发了现有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不适应，也需要通过软实力予以抚平，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局面。这些都是公共外交可以施展拳脚之处。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处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她的政策目标也是从和平中谋发展，则她的公共外交会践行一条平和的、以沟通交流为主的路线。而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某种形式的国际冲突中，她的公共外交就需要以“赢”为目标，突出竞争性的一面，过于温和和隐晦的言行往往无助于谋取胜利。[2]
2、公共外交的方式和方法。在国外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中，有两种对其方式方法的划分都比较全面和清晰。一种是将公共外交活动分为提供信息和建立联系两大类。前一类的主要做法是向国外公众传递信息，并以劝说其接受这些信息为目标。这类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有政治宣传、国家品牌推广（nation branding）、媒体关系、国际传播、信息战等。[3] 这些不同方式的共同点是操作方需要分析受众的类别、喜好和需求，战略性地规划和设计其想要传递的信息，再通过政府资助或者官民合作的渠道将信息传送出去。因而，这类公共外交的主要特点是操作方对信息主题和流向等有较严格的控制，并且信息以单向流动为主。操作这一类公共外交，关键是树立“公信力”，尤其在今天这样信息多元化和高速流动的背景下，任何企图操控信息的举动通常很快会暴露，进而对信息发布者的信誉产生不良影响。只有公信力高的信息才能真正起到劝说和影响观念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这类公共外交的不同方式作一一说明，只对近年兴起的“国家品牌推广”一项略作介绍。“国家品牌推广”是借用商业营销中的某些模式进行国家推广（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拟定一个最符合一国公共外交目标的核心形象，再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项目宣传和推广这一形象，使之引人注意、深入人心，最终帮助提升国家在海外的影响力。在亚洲，有不少国家已经采用了这一策略，给自己贴上了各式各样的品牌标签，比如“酷日本（Cool Japan）”、“闪亮韩国（Korea Sparkling）”、“难以置信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马来西亚——真正的亚洲（Malaysia Truly Asia）”、“你的新加坡（Your Singapore）”等。不过有专家指出，采用这一策略，需要认真策划一个既符合整体公共外交目标，又适用多样解读、多方配合实施的品牌形象，否则会造成操作中的混乱，难以真正达到目的。 [4]
后一类被称为“建立联系”的公共外交以建立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国际联系为目标，通过这些联系，使一国的价值观、信仰、秉性等直接为国外民众所了解，帮助其形成对该国的印象。这类活动的关键有二：一是找出那些重要的、值得倾注精力来维持的关系，二是琢磨如何建立并加强这些国际间的联系。与前一类不同，这类公共外交活动更强调协作、共同点和互惠，而非信息导向和控制。但与前一类相同的是，这类公共外交也以建立信任为基础。通常的做法是邀请目标人群参与公共外交施行方举办的各种活动，鼓励参与者与主办方开展互动。持续性是这类活动取得较好效果的必要保证。各种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是这类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此外，领导人或高级别官员出国访问期间诸如公共演讲、接受采访等活动也属于此类。在海外建立文化和语言类培训机构、对外发展援助项目、姐妹城市、跨国专业团体的共同活动，乃至政治家或政治团体对国际公益事业的扶助和参与都是这类公共外交的重要衍生形式。[5] 这类公共外交也被视为更能直接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种划分方法将公共外交活动列为一个坐标轴，最左边是“聆听（listening）”活动，最右边是“倾诉（telling）”活动。几乎所有的公共外交方式都可以根据其聆听和倾诉的不同程度在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6] 纯粹的聆听活动，比如进行民意调查，就在坐标轴的最左端。越往右显示公共外交施行方对施行对象的声音倾听的程度越来越少，而输送已方信息的成分越来越多。跨文化交流大致在坐标轴的中间，而国际传播和国家品牌推广等活动就非常接近坐标轴的右端。这一分类方法显示，公共外交既是一门政治学问，本质上也是一门沟通学问。在“聆听”时，施行者不仅要真正倾听，还要让目标群体相信自己听进了他们的心声而非是仅仅作秀，这需要通过切实回应目标群体的要求来体现。在“倾诉”，即输送信息时，要考虑到目标群体对这些信息的感兴趣程度和接纳程度，这样才能较好地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当今世界，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交媒体的火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公共外交2.0”，其核心也就是增加“聆听”的触角，并提高“倾诉”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二、提升中国公共外交质量的途径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探讨如何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质量，也可以从厘清目标任务和改进方式方法两方面入手。
1、中国公共外交的宏观目标和分解任务。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都奉行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外交工作也围绕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展开。这个中心和大方向在今后依然不会改变。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更加清晰和细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就中国外交提出了几个核心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即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倡导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中国外交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力保障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7] 可以说，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因而，这也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要服从和服务的宏观目标。
在此目标指导下，结合公共外交自身的运作特点和规律，我们可以厘清中国公共外交可以且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一是减轻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的恐惧和担忧，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担忧引发的防范或挑衅行为，进而降低我国为应对这些防范和挑衅不得不采取强硬姿态的频率和必要性，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铺设环境。二是促进世界其他国家以友好和欢迎的眼光看待我国的发展，视我国的发展为其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进一步说，一方面要增加发达国家向我投资、转移技术并接纳我投资的意愿，这将有利于培养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期待和欢迎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投资，这些都是我国继续发展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根基。第三，作为一个与现有主导大国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赢得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自己政体、价值观和国际理念的理解和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力量将不仅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站稳强国地位的必要保证，更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促进国家利益和目标在多方面的实现。第四，尽管我国的外交将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但不能排除偶发的冲突。因为在我发展过程中，有时不得不对侵犯我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事件做出较强硬的回应。此时，公共外交就需要发挥帮助我占据道德制高点、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作用。再进一步要求，公共外交也应成为我“不战而屈人之兵”、树立大国威信威严的重要工具。
2、多渠道巧妙地提供令人信赖的信息。在上述目标任务的指导下，部署以提供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外交活动需要解答两个问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如何提供这些信息。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清晰明确、从正面阐述、易于理解和产生共鸣的。信息首先应该清晰明确，是因为公共外交以他国公众为对象，他们一方面未必对我方发出的信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理解能力也参差不齐，简单清楚的信息更容易捕获其注意。其次，要尽量从正面阐述我方的政策、立场和信仰等，对于外界抛出的与事实不符的评价，既要冷静果断地予以否定，更要从正面提出替代评价和结论，避免由于过多、单纯的否定造成错误印象的强化。[8] 所有的信息都应该通俗易懂，越是细节化的信息、越贴近人类普遍诉求的信息，越能引起外国公众的共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宏观角度说，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展国家品牌推广，但前些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和习主席今年提出的“中国梦”都有成为中国品牌的潜质。它们简单明了，中国特色鲜明。只是理念提出后，需要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辅助理念的推广。习主席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9] 可见这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概念。在我国的旅游推介、产品出口、对外投资、中外人员交流、国际性的文化和体育活动、电影电视音乐中，都可以引入该理念，由不同行业的人做出不同的解读，共同促进这一理念在国际上的推广。此外，近些年，不少中国学者就应该在国际上推出怎样的中国式价值观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提出，可以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这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10]
从微观角度说，我国应紧紧围绕公共外交的目标和任务发出相关支持信息。比如制作反应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纪录片，用实例展现中国人对和平环境的珍惜和爱护。用高层的讲话、具体的数字和现实的环境等证明与中国继续鼓励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谋求共赢关系。在遇到周边国家在领海主权等问题上挑衅、西方大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带有冲突性质的事件时，公共外交应力争第一时间摆清事实、阐明中国的正义性，并有礼有节地表明应对方案，切忌模糊和宽泛表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争取舆论的支持。
与提供信息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是提供信息的方式。目前，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其出访和峰会等活动是重要的政策宣示时机。此外，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也是重要的信息发布主体。[11] 这样的活动当然必不可少，也卓有成效。不过除此之外，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对外传递信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如何使国外民众相信中国的公共外交不是中国的政治规划，而是中国人民文化、智慧、科学和艺术的表达”已成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大障碍。[12] 要克服这一障碍，就需要更多地引入非国家行为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渠道。这不仅指要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参与表达公共外交的主题思想，在很多时候也可以邀请国外的民间力量辅助完成这一目标。有外国学者指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不是最有公信力的声音”，并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意图使欧洲同意其部署中程导弹，为此展开舆论攻势时，非常聪明地避免了由自家媒体直接宣传，而是通过赢得欧洲记者和智库的信任，让他们这些欧洲本土的声音帮助自己达到了目的。 [13]
3、有重点全方位地建立可持续的联系。建立联系类的公共外交着眼于协助本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展开坦诚、高效的沟通。这里也有两个核心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建立联系以及如何建立并加强这些联系。传统上，由于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有限，国家通常会选择其他国家的精英阶层或潜在精英阶层，如国会议员、智库成员、知名记者、大学生等，来重点培育这些关系。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网络舆论领袖也成为这类公共外交的联系对象，如以色列就已邀请一小部分读者众多的美国博主参与其交流项目。[14] 不过，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微世界”和“微力量”的壮大同时也敦促着公共外交重视同更多普通人的对话，也使这样的对话成为可能。因此，开展此类公共外交日益需要遵循“精英是首要，平民是基础”的双轨模式。[15] 不过做这样的要求可能会在资金和人力等方面受到限制，这就需要认真研究本环节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选好项目，用精资源。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如领导人高访时尽可能增加与对象国普通民众的接触，扩大与各国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文化交流，开设更多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积极将中国产品推向国际博览会、电影电视节等、举办更多国际会议、体育和娱乐盛事等。这些活动成功地增加了中国伸向世界的触角，使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气质有了直观的感受。尽管如此，国际经验中依然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首先，可以更多地鼓励政府部门同私营部门合作，采用政府出资、私营部门出面或者双方共同出资、私营部门出面的方式建立跨国联系。这样既可以节约政府资源，又可以引入民间资源和智慧、更体现联系的民间性质、增加活动的可信度。[16]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利用我国在海外的资源，尤其是已经走出国门的公司，启发它们多融入当地社区和民众，出资支持当地的教育、文化、环保等公益事业，这样不仅有助于企业本身打开当地市场，也能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17] 其次，政府应向国际性的公益事业投入更多资金，并与致力于人类安全和发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联系。在操作中，比提供官方资金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贡献想法、项目和领导者，因为后者更能体现实实在在的参与，更易转化为良好的中国印象。多参与这样的活动将有力佐证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世界的进步。再次，深入调研联系对象的需求，将文化交流活动、对外援助项目等做得细致入微、细水长流。仅举一例，去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大大提升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热情，但是海外的孔子学院却未能针对这些需求举办中国文化推介活动，实为可惜。[18]
与前一类相比，此类公共外交活动同国家外交政策具体目标的联系较为松散，更多是通过提高国外民众对本国的认同度和喜爱度来间接促使其理解和支持本国的政策。因而，部署此类活动应着眼于长远收效，不能急于求成。不过，这并不等同于漫无目标，仍然需要围绕公共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来实施。这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的教育上。应该加强对国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国情教育，也要使其了解外国人可能对中国存在怎样的疑惑和误解，这样他们才能在跨文化沟通中做到游刃有余和有说服力。笔者了解到，孔子学院的很多老师经常会遇到驻在国学生提出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有些，尤其是质问中国的做法和意图的，老师们会感到实在难以回答，大多只能避而不谈，这其实就错失了民间沟通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对交流沟通中中国形象的多元化应有充分准备，中国未必只能以正面形象示人，承认和体现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其实更会让人感觉真实和可信。
三、改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关键环节——培育信任
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哪一类公共外交，培育信任都是成功的关键。若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所有的工作都可能陷入自说自话、收效甚微。研究表明，以尊重的态度倾听、以坦诚的态度应答和言行一致是赢得信任的必要条件。
以尊重的态度倾听。近些年，欧美的公共外交研究越来越多地强调“以对话为基础（dialogue-based）”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这一提法的背后是对倾听的作用的重视。“最佳的公共外交始于倾听”。“最佳的倾听必须求真务实，必须让公众也能感知到你在真正地倾听他们。把倾听当作例行公事是倾听中最容易出现的主要问题。”[19] “正如没有哪个人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唠叨，所有的政府和社会也绝不会与一个从来不重视自己观点和感受的政府合作。”[20]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绝大多数电台广播都设置了接听听众来电、邀其发表观点的互动栏目。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提高传播对象的被尊重感，进而增加传播者的受信任程度。[21] 在公共外交的其他形式中，这一理念也必须贯穿始终。从最基本的外国舆情分析，到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普通民众的接触，倾听以及让对象相信我在倾听，都是最基本的赢取信任的条件。为此，公共外交官们必须以一种更开放、更谦虚的态度来行事，而不能急于宣传自己的观点或驳斥对方。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一大课题是缓解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我发展的疑虑和担忧。因此，倾听他们的疑虑和担忧、显示我的理解和尊重也必须成为公共外交的第一步。在沟通开始时，真诚地表达“你们的担心我理解”，所带来的效果一定会好于反复强调“你们大可不必担心中国”。也就是说，应该首先让对方感觉到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体谅，建立起信任的基础。此外，对我文化中易引发外国人恐慌的因素也要注意倾听。比如，有外国人撰文指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个人共同击缶的画面会增加外国人被排斥的感觉。因为对文化中主张多元、自由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整齐划一会显得气势逼人。这可能是我始料未及，却应该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避免的。
以坦诚的态度应答。公共外交的对象判断自己的声音是否得到倾听和受到重视，一个最直接的渠道就是看公共外交实施方的反应。他们不仅会听其言，更会观其行。有专家指出，将倾听到的意见融合进在自己的政策、或至少在政策语言中体现自己的重视和思考，对增加公共外交对象对自己的信任非常必要。[22] 就中国公共外交的挑战和任务而言，真诚地回应其他国家对我的担忧，清晰地说明我采取某些措施的理由，坦率地承认在我对外投资过程中确实由于疏忽给当地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我会致力于改正，至少能给我公共外交的继续展开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例如，尽管中国只同四个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存在争议，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近两年不断要求尽快与我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展开谈判，并对我方不积极的态度表示不满。国际上也有人利用此事做文章，指责中国傲慢、不愿约束自己。对此，坦诚的态度可以表现为首先认可谈判“准则”的必要性、展现中方的意愿，其次指明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的原因——“南海行为宣言”尚未得到有效遵守，且东盟对违反“宣言”的成员国没有进行有效约束。把自己的道理摆出来才有助于赢得信任。
言行一致。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言行是否一致都是建立或摧毁信誉的关键。既然我国的公共外交致力于向外界表明我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合作共赢的意愿，我国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就必须支持这些主题。同时，对于这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以及它们带来的效果，也要多做宣传和推介，使其让更多人知晓，这也体现了公共外交与外交政策的辨证统一。比如，和谐世界理念、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的结晶。倘若我国在这些精神的指引下，通过外交活动协助解决了某些国际难题，这些中式价值观就会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总而言之，公共外交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帮手。我国正处在急速发展和上升的时期，遭遇到不少来自现有国际体系的矛盾。传统的政府间外交当然是应对和解决问题的主力。不过，公共外交的特性是以民为主，非常适合当今社会个人力量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现实。如果运用得当，公共外交完全可以很好地辅佐我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实施。
注释：
1. Ali Fisher, ‘Four Seasons in One Day----The Crowded Hous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K’,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251.
2. Anthony Pratkanis, ‘Public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111.
3. R.S. Zaharna, ‘Mapping out a Spectrum of Public Diplomacy Initiatives’,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p.88-91.
4. Keith Dinnie, ‘More than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Nation Branding in Asia’, Global Asia, Number 3, Fall 2012, p.14.
5. R.S. Zaharna, ‘Mapping out a Spectrum of Public Diplomacy Initiatives’,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p.91-97.
6. Ali Fisher, ‘Four Seasons in One Day----The Crowded Hous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K’,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p.252.
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46-49页。
8. Anthony Pratkanis, ‘Public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142.
9.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10. 阎学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6-14页。
11. 张薇薇，“2012中国公共外交：成效显著 任重道远”，《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3）》，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250-252页。
12. ‘Another U.S. Deficit-China and American-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转引自唐彦林和彭雷，“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评估及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第183页。
13. 尼古拉斯•卡尔，“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9页。
14. Nicholas J. Cull, ‘Listening for the Hoof Beats: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Global Asia, Number 3, Fall 2012, p.9.
15. 郑华，“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程中的困惑及其应对”，《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第69页。
16. Sherry Mueller, ‘The Nexus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Citizen Diplomacy’,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103.
17. 麦启安，“‘公共外交’与‘中国形象’”，《国际人才交流》，2012年第8期，第1页。
18. 此为荷兰学者Ingrid d’Hooghe在一次座谈中向笔者提出的建议。 尼古拉斯•卡尔，“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7页。
19. Shaun Riordan, ‘Dialogue-based Public Diplomacy: A New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o.95, 2004. P.11.
20. 荷兰智库Clingendael官方网站http://ftp.clingendael.nl/publications/2004/20041100_cli_paper_dip_issue95.pdf（2013年3月9日访问）
21. Anthony Pratkanis, ‘Public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ancy Snow and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128-129.
22. Nicholas J. Cull, ‘Listening for the Hoof Beats: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Global Asia, Number 3, Fall 2012, p.12.
（来源：《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5期。已刊载文章与上文略有文字出入。若需引用，请以已刊载文为准。）